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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

第1屆研究集會"有關東亞書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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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的現狀和展望

對東亞書院研究的展望

吾妻重二(關西大學教授・ICIS項目推進擔當人員)

吾妻重二 演演講介紹了書院研究的意義并對其研究范圍進行了概括,同時針對今后書院研究的方向提出了建議。首先指出作為研究對象地域的東亞,是那些以中國作為“文化性”中心的,并與其有直接文化交涉的亞洲東部的各地區,而現在的中國•臺灣•韓國•北朝鮮•越南•日本(包括琉球)歸屬于漢字文化圈。
   書院(民間學校)是近世知識傳統與道德得以形成的中心。迄今為止的書院研究都只停留在各區域的個別層面上,缺乏貫穿整個東亞的廣闊視野。為此,通過對東亞地區的書院的教育機能進行綜合研究,可以闡明東亞的傳統素養是如何形成和開展的。
   具體的研究內容是從文化交涉的角度出發,對書院的設施、經營方法、講課的形式與內容,以及各學派的形成、與國家教學體系之間的關系等,與各地區•專門領域的研究者共同進行分析。這對于闡釋各個地區的人們所一貫沿傳下來的獨特性也具有現實性的意義。
在進行研究時注重以下幾點。
1)體現教育方針的學規
2)與國家教學體系之間的關系
3)以閱讀、寫作為中心的民眾教育
4)與儒教之間的關系
5)為了對近世的書院進行明確的定位,也須關注古代、中世的教育
6)在近代發生的變化
7)泊園文庫的調查
8)與東亞的研究者的合作

中國書院研究的現狀和課題

鄧洪波(湖南大學教授)

鄧洪波(湖南大學教授) 報告分為兩大部份。前半部份主要介紹了東亞的書院研究現狀及各自特征。尤其著重敘述了中、日、韓三國的書院沿革及其現狀,并列舉了藤樹書院等具體事例。指出以儒學為文化交涉的主要媒體,書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報告的后半部份首先敘述了書院在清末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后發生的功能變化,并在此基礎上,將從民國初期至今的書院研究分為“萌芽期”、“衰退期”和“興盛期”三個階段加以詳細介紹。報告中指出,書院研究的興起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見于東亞各國的共同現象,以書院為主題的東亞文化交涉研究蘊含著巨大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報告者也表示,書院研究中應該注意到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過儒教文化影響的東南亞各國。

韓國的書院研究的現狀和課題

薛錫圭(國學振興院・研究部長)

薛錫圭(國學振興院・研究部長) 報告首先就韓國的書院的成立和變化,特別對其所具有的與作為官學的成均館、鄉校之間不同的特征,以及與特別注重祭祀機能的祠宇的關聯性進行了介紹。 16世紀中葉以后各地開始興建書院、祠宇的活動,到肅宗期(1674-1720在位)達到了極盛時期,數量上至19世紀中葉竟超過900所以上。另一方面,這也成為近世后期對朝鮮時代的書院進行否定評價的理由。不僅在殖民地時期,即使恢復獨立后書院也和兩班、黨派紛爭一樣被視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原因,即便如此,1960年代后期的「內在性的發展論」以及1980年代以后對相關資料的整理,書院研究取得了顯著的發展。但是,無論是只針對古文資料進行的個別書院的研究,還是注重于朋黨的權力關系方面的社會、政治史的研究,均不能全面闡釋韓國書院的全貌及其構造。今后可以通過對上述研究進行歷史性及體系性的統一研究,期待研究能夠進一步得到拓展。

越南傳統教育研究的現狀和課題

嶋尾稔(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 準教授)

嶋尾稔(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 準教授) 越南語的“書院”(Thư Viện)是圖書館的意思,好像不是古語中的詞匯。越南的科舉制度從陳朝期(13-14世紀)正式開始,黎朝15世紀時隨學校制度一同發展完善,到阮朝嗣德帝時期(19世紀末),達到了在全國7個地方舉行的盛況。直到1919年,阮朝期的科舉考試每3年舉行一次,先在各地舉行鄉試,后在中央舉行會試和廷試,民間在黎朝后半期開始盛行建立學校,曾有過由村里的科舉考生、科舉合格者組成的斯文會以及祭祀科舉合格者的文址等。同時,科舉成績稍差的合格者(一場、二場、秀才)在自己家里進行古文教育,返鄉的中舉官僚等創辦鄉學等。使用「三字經」、「幼學五言詞」「啟童說約」等作為教科書。另外,19世紀在河內由科舉官僚創辦的私塾在體系上與東京義塾有承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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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的全貌

岳麓書院簡介

鄧洪波(湖南大學教授)

鄧洪波(湖南大學教授) 本次報告主要介紹了岳麓書院(現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歷史沿革及現狀。岳麓書院建于宋朝,此后無論時代變遷,始終是中國“四大書院”之一的名門書院。南宋時,岳麓書院主講張栻與來訪的理學之祖朱熹之間展開了一場著名的“朱張會講”,以次為契機書院從此盛名遠揚。岳麓書院以朱張之學為主,同時也吸收此后興起的陽明學與漢學,始終處于不可動搖的學術地位。到清朝時受到來自清廷的經濟支持。1903年施行教育改革后,書院改組為湖南高等學堂。1926年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湖南大學。清末的岳麓書院,除儒學之外,還致力于西學的教學,更是培養出了王夫之、魏源等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光輝足跡的人物。1979年,湖南大學為開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研究,對岳麓書院進行了修復,并成立了書院文化研究所。現在已發展成為實力雄厚的研究機構,不僅擁有具備豐富研究經驗的教授陣容,并開設了博士課程,同時還在創建“岳麓書院文庫”。今后,書院通過與國內外研究機構的交流與合作,相信會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陶山書院的功能與社會政治作用

薛錫圭(國學振興院研究部長)

薛錫圭(國學振興院研究部長) 陶山書院于明宗16(1561)年建立于慶尚道禮安縣。在繼承書院創始人李退溪的學術遺產的同時,書院也成為嶺南的南人政治勢力的核心。陶山書院與其它書院一樣,兼有祭祀與教育的機能。祭祀包括享祀與致祭。享祀在每年的春、秋舉行,致祭則由朝廷派遣禮官舉行。此外,報告者還分析了陶山書院所具有的社會性與政治性功能。其中以陶山書院為核心的南人勢力,長期以來被排除于政治中心之外。然而,自仁祖4年(1626年)發生了陶山書院院長被害事件之后,以南人為中心的退溪學派團結一致,與西人勢力形成對抗,嶺南的政治性公論環境也得以形成。19世紀以后,書院的政治性、社會性功能相對開始降低。但自 2001年以來,尤其是韓國國學振興院開設之后,其祭祀功能與教育功能被嘗試重新恢復。

總結

馬淵昌也(學習院大學教授)

馬淵昌也(學習院大學教授) 從關于岳麓書院與陶山書院的兩份報告中,我們可以將中國與韓國的書院整理為兩大不同類型。首先,中國的書院緊跟時代步伐,廣泛攝取包括西學在內的眾多學說,而韓國書院則著重于傳統的維系;其次,中國書院在地域方面的排外性比較少,能夠吸收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與教員,而韓國的書院則有較強的排外性;此外,相對于中國書院政治性特征較弱而言,韓國書院的政治性則較強。中國書院與韓國書院的差異,或許可以從科舉系統的不同與人口規模的差別來解讀。中國的科舉制度對所有具備相關條件與能力的男性開放,而韓國的科舉其實只有兩班階層才有可能參與。為此,中國的書院不太需要聯合同鄉與同族,而在韓國聯合同鄉與同族的勢力卻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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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的全貌

懷德堂

湯淺邦弘(大阪大學教授)

湯淺邦弘(大阪大學教授) 1724(享保9)年,大阪的有財力的商人“五同志”出資成立了懷德堂,延聘三宅石庵負責教學。此后雖一時關閉,1910(明治43)年,懷德堂紀念會成立。1916(大正5)年,在大阪市東區豐后町19號重建的懷德堂竣工,復興在即。然而,1945(昭和20)年的大阪大空襲把除書庫之外的新建懷德堂化為灰燼。1949(昭和24)年,從戰爭中幸存下來的重建懷德堂的藏書被一次性捐贈給大阪大學,并命名為“懷德堂書庫”。在本次發言中,湯淺教授向與會者介紹了“懷德堂”的名稱、設施、人員、經營母體、教科書、課程以及學則等具體信息。此外,還介紹了包括書籍刊刻與制作等在內的懷德堂的出版業務、懷德堂與江戶幕府之間關系、水哉館(中井履軒)的經書研究以及懷德堂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展現出懷德堂研究的多種視角。

泊園書院

陶德民(關西大學ICIS中心主任)

陶德民(關西大學ICIS中心主任) 出身于讃歧高松藩的徂徠學學者藤澤東畡,在大阪創設了漢學塾泊園書院(1825-1948)。經過東畡長子南岳、南岳之子黃鵠、黃坡這三世四代的傳承之后,在石濱純太郎的(1888-1968)的介紹下,其藏書贈予了關西大學。在本次講演中,陶教授圍繞幕府末年及明治時期的思想界狀況與泊園書院之間的關系這一主題,著重介紹了兩個事例。1840(天保11)年4月1日,泊園書院大張盛宴,慶賀獲得《清板二弁》,即中國出版的荻生徂徠的代表作《弁名》與《弁道》。這場盛會,不僅是東畡為慶賀自身的學問之祖―徂徠在中國得到重視而舉辦的,它更是“寬政異學之禁”以來長期遭受冷遇的徂徠學學者們在逆境中所舉行的一大盛事。進入明治時期以后,藤澤南岳就其重視德教的教育理念屢次向政府提出建議。甲午戰爭后寫給文相西園寺公望的《上西園寺公書》就是其中之一。南岳的主張最終雖未能獲得采納,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教育界在《教育敕語》頒布后所展開的熾烈的思想爭斗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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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演講

明治前期的漢學塾的意義

戶川芳郎(二松學舎大學名譽教授)

戶川芳郎(二松學舎大學名譽教授) 戶川教授的講演主要以明治時期漢文教育的變遷為中心,同時也涉及了昭和初期教育制度改革以后的某些問題。漢文教育以作文教育為主干,而漢學塾中的教育就是練習如何以邏輯性思維書寫日語文章。明治初期,東京開成高校改組為東京大學,由法、理、文3個系組成。東京大學為了掌握歐美的近代學術,以西學教育為中心。但同時對于教育課程的國語教育,要求學習日語文學,其根基就是“漢文”教育。中村正直與三島中洲曾作為講師在東京大學從事漢文教育。但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后,漢文作文科目即被廢止。隨著國語概念的成立,日語中包含漢文的這一事實也逐漸被棄之不顧。可以說這是教育上的大斷層,從戰后的教育制度改革與修養主義的崩潰等現象中也可以看到這一斷層的影子。

總結

澤井啟一(惠泉女學園大學教授)

澤井啟一(惠泉女學園大學教授) 澤井啟一從日本思想史的角度出發,希望可以了解韓國、中國、日本的書院的共同點及不同點。可以認為日本接受儒教是在17世紀后,這在東亞是比較落后的。另外,與中國、韓國相似的教育系統的產生,也一直等到明治以后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的教育制度后才得以確立。同時,日本的書院可以說并不是純粹的民間教育學校,這一點與中國、韓國的書院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作為與民間學校的書院相似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有藩校。根據這些不同點和相同點,可以設定以什么樣的知及知是如何流通的,即「知的商品化」的中心軸。日本的儒學發展是由都市的武士推動的,但在中國和韓國則是由鄉間社會的鄉紳所推動的。從這種社會經濟實態的不同可以探求東亞的「知的商品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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